上葡京官网

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上葡京官网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重要新闻 | 影像记录 |  教育指南
中国概况 | 上葡京官网 | 大事年表
国史珍闻 | 图说国史 | 60年图片
专题研究 | 理论指导 | 政治史 | 经济史 | 征文启事 | 学 者
学术争鸣 | 学科建设 | 文化史 | 国防史 | 地方史志 | 学 会
论点荟萃 | 人物研究 | 社会史 | 外交史 | 海外观察 | 境 外
特别推荐 | 文 献 | 统计资料
口述史料 | 图 书 | 政府白皮书
档案指南 | 期 刊 |  领导人著作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境外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1978~2002年)
发布时间: 2018-11-01    作者:付正    来源:上葡京官网 2018-09-25
  字体:(     ) 关闭窗口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一切都吸引了海外学者的目光。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成为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热点。绝大多数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效持肯定态度,他们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以及背后的原因,分析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做出分析和预测。

  1960年在伦敦创办的《中国季刊》是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颇具代表性的刊物,该刊自1978年以来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保持了密切关注。《中国季刊》每年出版4期,1978~2002年间共出版了100期,累计刊载了824篇文章。其中,关于经济发展的文章有155篇,关于政治的有139篇,关于社会的有135篇,关于港澳台地区的有84篇,关于国际关系的有70篇,关于1949年以前历史的有62篇,关于军事和国家安全的有31篇,关于文学、艺术和编史学的有30篇,关于法律事务的有26篇,关于地理和环境的有25篇,其他主题有67篇。可以看出,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一直是海外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热点,尤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季刊》上刊载了大量关于该主题的文章,其中包括4期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专刊,即1984年第100期“中国经济调整期”专刊、1988年第116期“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食品和农业发展”专刊、1992年第131期“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专刊以及1995年第144期“中国的经济转型”专刊 ,2002年以后关于该主题的研究成果有一定减少,也未再出版经济相关主题的专刊。因此,本文对1978~2002年间《中国季刊》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文章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期为学者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借鉴。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中国季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海外学者善用各种统计数字来证明中国经济带来的一系列巨变,并使用“奇迹”、“非凡的”、“显著的”等词语来描述中国的改革成就。可以说,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正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 · F · 登伯格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文章中所说:“当我刚开始研究5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时西方经济学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能够养活所有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的今天,我们必须尊重且由衷的敬佩他们不仅养活了比建国时两倍还多的人口,而且让中国人用上了手表、洗衣机、缝纫机、彩电和录音机。还有一小部分中国人用上了移动电话、电脑,甚至开上了私家车,而且这些人的数量在迅速地扩大。”[1]

  在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分析中,海外学者指出衡量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最直接的一个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美国兰德公司的咨询顾问叶公节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增长率的比较研究发现,除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1962~1965年间中国的经济由于从战乱和经济灾难中恢复而获得了迅速增长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能超过80年代。[2] 罗伯特 · F · 登伯格提出,毛泽东制定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GDP的增长率才提高到9.8%。[1](p.610)

  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人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通过对1978年前后中国人的消费和生活水平的比较研究后发现,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到70年代末,中国人均消费比率的增长比较缓慢,而当70年代末期实施了经济调整战略后,中国的国民收入以及主要农业、制造业消费产品的人均供应量都有了显著增加,人们的实际收入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3]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约瑟夫·C·H·柴在对90年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消费情况的研究中指出,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十多年来,中国的人均消费年均增长7%,是改革开放前增速的3.5倍,市民的生活水平也比改革开放前夕提高了2倍多。不仅如此,中国人消费结构也有了显著的改善。[4]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则从经济改革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视角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后20年中使2亿多人口成功脱贫。[5]

  海外学者在充分肯定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探索这一系列成就背后的深层原因。出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海外学者经常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的情况进行比较。他们惊奇地发现,当苏联及东欧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人民实际收入不断缩水的境况时,与深陷转型漩涡中的缓慢行走的苏式“恐龙”相比,中国则像一只飞速奔跑的“猛虎”。[6] 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会产生如此不同的效果?中国有哪些独特的成功经验?海外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行了论述,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观点:

  1.“先天优势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其本身具备的一些前提条件和基础,即“先天优势”有利于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和发展。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通过对比中国和苏联面临的改革任务及前提条件后指出,中苏两国存在很大不同,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改革具有很多“先天优势”。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部门构成上的不同:在改革之初中国75%的劳动力都在农业领域,而苏联75%的劳动力都在工业部门。由此可见,苏联在改革之前已经是一个基本城镇化的工业社会了,而中国因为工业化程度较低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可以通过资本投资获得早期工业化的发展。除此之外,魏昂德认为,中国地处东亚,有地缘优势。正是因为中国享有的种种“先天优势”使其改革进展得更为顺利。[6](pp.971~972)

  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到中国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在经济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怀默霆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根源的研究后指出,尽管改革开放以前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家庭蕴含的孝顺、维护传统习俗、利用“熟人”关系做生意等理念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种阻碍,但随着中国改革步伐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农村家庭重新成为首要的农业生产单位。而且,随后实施的诸如重新赋予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各种非农业经营等一系列制度创新都激活了农村家庭中固有的“企业家”潜力。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家庭和亲属关系对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家庭成员们对家庭的忠诚也可以整合成经济发展的动力。[7]

  但也有学者对“先天优势论”提出质疑。比如,英国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终身教授彼得 ? 诺兰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伯特 ? 安希都认为中国改革前的很多条件和基础并没有那么乐观。比如,中国耕地面积不足、国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科学技术专家,而且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以及人均收入都赶不上苏联,等等。此外,中小型工业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以及很多工业基地都地处偏远山区等也都是改革开放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典型特征。因此,他们认为从经济和制度遗产来看中国与苏联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先天优势”。[8]

  诚然,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先天优势”的讨论有助于更加全面的了解和把握经济改革前夕中国的各项基础条件以及它们在经济改革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为其他国家学习和研究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但过分强调“先天优势”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而忽视改革的领导者、改革路径以及改革举措等因素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则容易以偏概全,难以真正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全貌。

  2.“毛泽东遗产论”

  与上一观点相似的是,持“毛泽东遗产论”观点的学者也采取了“前溯”的分析方法,即向前追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根源。只不过持“先天优势论”的学者强调中国自身具备的一些“先天优势”,而持“毛泽东遗产论”的学者则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制度以及社会遗产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根基。

  在分析“毛泽东遗产”对经济改革的作用时,一些海外学者倾向于采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戈迪温认为“路径依赖”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提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十分契合。他认为:“如果你过河的时候需要摸着石头就意味着你受到了所找到的模式的限制。你不能把石头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来投掷,你必须接受它们原来的样子,因此构成改革政治基础的制度就是过去改革的结果。”在他看来,毛泽东时代将企业的管理权移交给地方等措施赋予地方必要的自主权,这促使了地方政府能够很快适应改革带来的各种机会并且取得惊人的增长业绩。总之,毛泽东时代中国地方政府拥有的资源、技术和组织等都是同期的苏联所不具备的,而且这些制度和技术蕴含很多市场元素。因此,戈迪温认为,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为邓小平的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9]

  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托马斯 ? 罗斯基[10]与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路易斯 ? 普特曼[11]也赞同上述观点。而拉迪则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提倡的勤俭节约的作风使中国在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时候并没有严重的国际债务或者较低的信用评级。[12]

  此外,还有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留下的“遗产”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发挥着警示作用。彼得 ? 诺兰和罗伯特 ? 安希认为,改革开放前夕包括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缺陷、部门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以及低效率、低水平的生产力等问题的存在,促使中国的改革者们能够明确改革理念,从各种问题出发制定政策,并将维持政治稳定作为根本的前提,倡导发挥市场的作用以追求经济按比例、平衡的发展。[8](pp.980~998)香港岭南大学学者郭益耀在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在工业领域中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的原因时强调,正是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一深刻教训为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13]

  托马斯?罗斯基认为:“与很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改革之初的条件是很不一样的,也正是因为这份与众不同使中国的改革模式在其他地方并不一定能获得积极的效果”。 [10](p.1168)因此,相当一部分海外学者认为,有着深厚历史背景和路径依赖的中国改革经验很难被其他国家所效仿。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不再将自由市场体制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他们逐渐认识到了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根基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长期效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也更为全面。

  3.“渐进式改革路径论”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选择苏联、东欧实行的“大爆炸”和“休克疗法”,而是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改革路径,即在维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逐步的经济改革是中国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彼得 ? 诺兰和罗伯特 ? 安希认为,苏联的失败主要源自其全盘接受外国顾问和评论员建议的“正统的转型”政策,即其领导人选择的“公开性”和“新思维”的政治改革,以及紧随其后的“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将苏联推上了一条悲剧性的改革之路。而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在维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改革。[8](pp.997~998)

  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没有在一个时间段内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方面,目标的专一性使中国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只需要应对一个主要的转型,即从指令性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不用像苏联、东欧国家一样面临着令人生畏的“双转型”局面。另一方面,稳定的政权和政治环境对于改革的成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魏昂德认为,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选择不同的改革路径的本质区别在于,“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的私有化”使其政权瓦解,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则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事实证明,中共长期执政能够很好地执行、实施经济政策,而如果在一个不稳定的民主制国家则不能做到这一点。[6](pp.972~975)

  此外,还有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策略的来源和具体实施途径进行了探讨。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在实施农业和对外贸易政策时允许并提倡新的经济形式与旧的经济形式一同发展是中国的改革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戈迪温还认为,邓小平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汲取了教训。[9](pp.1108~1109)

  当然,“渐进式改革路径论”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比如,有着“休克疗法之父”之称的杰弗里 ? 萨克斯和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胡永泰认为,尽管中国的领导者对于私有化和价格改革非常谨慎,但事实上,他们在农业领域实行的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爆炸”式的改革(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他们认为并不是渐进主义的改革,而是这项在农村的“大爆炸”才是最开始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因素。[6](p.965)尽管绝大多数海外学者认为中国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路径促使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而且这一观点在国内学界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萨克斯和胡永泰等学者的观点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划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将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路径分别归纳为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二分法是否过于简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4.“改革创新实践论”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既不是源于其“先天优势”,也不是受到毛泽东时代“遗产”的影响,而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在改革中通过不断摸索形成的创新实践。斯坦福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戴慕珍认为,中国领导人采取的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措施才是促使改革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尽管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但“由于中国发展了独特的权力下放模式并伴随着适当的激励机制”,促使地方政府在经济管理中发挥了作用。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则绕开了地方政府从中央直插地方企业,使得地方难以发挥管理经济的职能,进一步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因此,她认为,中国的经验揭示出适当的权力下放和必要的激励机制是调动地方发挥积极性的重要手段。此外,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控改革的内容和速度也是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14]

  不少海外学者发现,中国在改革过程中采用的一些独具特色的改革举措为推动经济改革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把农村作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被誉为英国现代中国经济研究奠基人的伦敦大学教授肯尼斯 · R · 沃克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农业发展摆到了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农业政策改变了过于集中的经营管理模式,倡导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在农村实施激励机制,使经济调整期间人均粮食产量显著提高,棉花和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更让人印象深刻。[15]

  郭益耀也对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做出了积极评价,他认为一系列的改革使“农业生产的产值获得了显著提高,1978~1986年8年间农产品的生产总值赶上了1957~1978年21年间的总和。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和农产品的多元化显著提升了农民们的生活水平……农民们在1986年的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比1978年增长了2.5倍,同期城乡居民个人消费差距从1∶3.2缩小到1∶2.6”。[16]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对于一个农村人口占80%的农业大国而言,将农村作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意义重大,而且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有一些海外学者注意到了中国特有的乡镇企业既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非国有部门中“占比最大且最具活力的部分”,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9](p.1116)

  除了上述因素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外,还有一些海外学者谈到了解放思想是中国开启经济改革之路的首要前提。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比较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沃马克就对奏响改革开放序曲、开启思想解放大门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做出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发展生产力和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并且为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17]

  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人积极引入大量外国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经济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傅士卓认为,“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参与国际贸易中获得如此大的收益。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的实施过程中,中国的资本进口达到了290亿美元,为创造就业、引进新技术、改善管理和打造企业家精神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中国的入世将会进一步促进这一趋势的发展”。 [18]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 ? 诺顿则从智库研究的视角提出,聚集了诸多经济学家们的中国经济智库为20世纪80~90年代政府各项重要经济政策、决议的制定和出台提供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

  从总体上看,海外学者看到了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一系列显著成绩,同时也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全面且深入地剖析,既从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比较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独特优势,也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其对改革产生的影响,此外还从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具体的改革措施中梳理了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对国内学界总结和梳理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得到了海外学者的充分肯定和赞誉。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引发了他们的高度关注,很多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和怀疑。这些问题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海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深刻剖析。

  第一,海外学者对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他们关注最多的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在1984年,美国人口学家、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分部主任巴尼斯特就对1978~1983年中国的人口政策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考察和预判。[20]1992年,罗伯特?安希和郭益耀提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经济发展构成了威胁。[21] 此外,叶公节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严峻挑战就是快速增长的人口问题。他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人口增长变化的研究发现,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5%。他认为,如果中国人口继续按照过去十年的速度增长下去的话,将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良影响。[2](pp.511~512)显然,90年代很多海外学者都认为如何适当地调整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第二,很多海外学者指出,通货膨胀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叶公节对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一是供给和需求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超额需求而不是生产成本的提高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二是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也是造成需求显著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商业部门想要为固定投资和运营资本筹措资金以及中央政府想要弥补预算赤字,都造成了货币需求的增长。三是经济改革的不连续性和不完整性也给通货膨胀带来了很大压力。他认为并不是改革本身引发了这些问题,而是由于改革政策缺乏协调性导致的。[2](pp.533~541)此外,中国国营企业的亏损状况也引发了海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罗伯特 ? F ? 登伯格认为,尽管国家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扭转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营企业亏损的局面,但这种调整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职工下岗,从而带来了新的挑战。[1](p.613)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穆嘉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对国家资产净值严重下降的状况提高警惕,避免因金融体系崩溃而招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22]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庞大且缺乏技能训练的劳动力可能导致的大规模失业、教育资源紧张以及人口迁移等问题也会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第三, 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部分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有所加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拉大。约瑟夫 ? C ? H ? 柴认为,在改革的第一阶段(1978~1985年)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并没有继续拉大收入的差距,然而到了改革的第二阶段(1985~1990年)随着通货膨胀情况日趋严重,人均消费的增长放缓,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 [4](pp.721~749)瑞典隆德大学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沈迈克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增速比同期的农村增长更快。 [23]此外,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日益凸显的环境问题也引发了海外学者的探讨。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经济发展带来的大气污染、水土流失、土地侵蚀、植被减少、水质恶化等情况都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阻碍。尽管有部分海外学者注意到90年代后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们仍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很多环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且环境治理的地区间差异也很大。例如,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的卢咏宏、张楷迟和卢民强以及美国南加州大学索尔普莱斯公共政策学院的邓穗欣在4位学者合著的文章中提到,中国政府绝大多数的环保措施集中于城市而忽视了农村,随着在农村建立的工厂数量的增加,一些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逐渐显现。[24] 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海外学者呼吁中国政府应加大环保力度,完善环保体制和机制建设,转变之前粗放型发展模式,在节约资源的同时大力开发新能源,进一步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作用。

  第四,还有一些海外学者认为,部分官员的腐败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道路上的严重阻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腐败现象的出现主要是过时的监管体系与逐渐市场化的中国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导致的。[25]美国权威反腐专家、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中国经济政治研究中心政治系教授安德鲁 ? 魏德曼也认为,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会对国家机器的完整性和可靠性产生恶劣影响。[26]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叶公节认为,中国政府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应重点思考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如何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保持资本的增长;如何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重要的是如何维持并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pp.513~514)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20多年前海外学者普遍认为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如环境污染、贪污腐败以及人口增长等问题很多都已经得到了有效缓解。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环境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强环境保护的立法建设,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在改善国内环境的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被联合国称誉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实践者”。针对腐败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上葡京官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力度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形成长效机制,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并得到巩固发展,大大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认可度,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当然,海外学者提出的通货膨胀、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海外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些思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依然有一定启发的意义。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尽管很多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和取得的辉煌成予以充分肯定,但也有部分学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忧虑。总的来说,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预测大体可以分为“积极乐观型”和“消极否定型”两种态度。

  (一)“积极乐观型”

  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持“积极乐观”态度的海外学者们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一系列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做出了乐观的预判。罗伯特 ? F ? 登伯格认为,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不仅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有更加客观理性的认识,而且拥有相关知识和技能来解决这些难题。[1](p.615)他们并没有否认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通货膨胀、财政不稳定、腐败等问题,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将其看成是转型过程中的“疾病”,而不是“不治之症”。他们强调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积累性变化。例如,一些学者指出,虽然相对于其他部门中国国营工业的改革步伐慢一些,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开始做出了一些调整,而且这种改变的速度也在逐渐加快。[6](p.969)

  此外,还有一些海外学者通过将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恢复发展以及经济的迅速增长与同期苏联、东欧国家出现的经济停滞以及政权不稳定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积累性的重大突破。他们还对持“消极否定”观点的海外学者做出的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存政治制度的融合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判断提出了质疑。例如,戈迪温认为,“考虑到中国经济改革之前遗留下来的各种特殊的制度遗产,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改革并不是完全不兼容的,至少在改革的初级阶段体现的十分明显”。[9](p.1131)戴慕珍也对此种看法表示了赞同,她认为,中国模式为转型经济以及后工业化经济提供了很多实用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发展经验清晰的表明应该将建立更有效的政府作为目标,摒除国家和市场只能选其一的思维定式。 [14](p.1131)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将维持现有的增长速度,到21世纪初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6](p.964)

  (二)“消极否定型”

  首先,那些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前景持“消极否定”态度的学者们通常认为中国的改革不管在覆盖范围还是所获得的成绩方面都非常有限,而且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例如,白鲁恂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审慎悲观”态度。他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一些成就和进步,但是依然没办法逃避局部转型的经济带来的各种严重的问题。中国要想实现其长期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仍需经历很多困难重重的日子。”[5](p.579)在那些持“消极否定”观点的学者看来,中国面临着国企改革引发的大量工人下岗、腐败情况加剧等各种严峻的挑战。

  其次,持“消极否定”态度的学者们往往将中国改革的有限性和试验性归因于中国的改革缺乏计划性和清晰的目标。在他们看来,中国在改革的前十年并没有将市场化作为改革的重点,最初的改革目标只是想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修缮来提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只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托马斯 ? 罗斯基认为:“中国的改革缺乏前后一致、有连贯性且事先已经规划好的蓝图,这种计划的模糊性增加了改革的不确定性,纵容了腐败的产生并且造成了资金的浪费。再加上技术和市场的风险,潜在的投资者们必须承担额外的来自政策变化而产生的压力,这就会减少他们投资的积极性。”[10](p.1159)这种强调中国改革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的观点在80年代的西方学界十分流行。魏昂德认为,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诸如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 ? 科尔耐等批判东欧国家采取局部改革观点的影响。[6](p.967)

  实际上,那些对中国经济发展持“消极否定”态度的海外学者往往倾向于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诸如经济不稳定、通货膨胀、失业、腐败等问题都归因于改革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认为中国既定的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只有快速的实行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才能克服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他们的逻辑分析中不难看出,这些学者深受“制度决定论”的影响,他们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都归结为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认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彻底的改革来构建一套完美的制度体系,并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制度体系完美与否的标准,这一判断明显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

  诚然,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这是因为当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时,现存管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与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转型过程中也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很明显这是属于转型中的问题,与政治制度本身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部分海外学者将转型中的问题都归因于制度问题,且否定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通过自我调整来应对转型中的问题是有失公允的。

  总的来看,那些强调中国改革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的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的海外学者中更为流行,而随着90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不少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又重新充满了信心,他们通过对比苏联、东欧改革路径后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尽管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策略意味着在改革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要根据具体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并允许在实践检验中不断调试既定的决策,但是这并不能说中国的改革缺乏清晰的目标。

  正如海外学者提到的,中国的改革最开始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将社会主义制度推倒重来,更不是单纯地追求市场化,这一目标是非常清晰、明确的,且贯穿改革的始终。这也是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走回头路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路线,更不可能采取快速的、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而只能实行按计划、分步骤、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在长期的探索和反复的试验中逐步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完善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中国在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认真总结提炼实践中的各种经验,加强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使改革更加科学系统、富有成效。 

  四、结语

  《中国季刊》从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与动因、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评析等方面对1978~2002年间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海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较多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原因时很多海外学者都使用了比较研究法,有的选择从纵向上对比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各种经济发展指标发生的变化,有的选择横向比较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实施路径以及成效。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效和原因,也有助于解答海外学者普遍关心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这一重要问题。

  第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框架以及经济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各项举措和效果。正如托马斯 ? 罗斯基所说的那样,在经济领域,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实验者之一,对中国改革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强化经济理论分析的根基。[10](p.1171)

  第三,整体性研究逐步加强。从分析视角上看,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注重从大历史观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具体说来,他们在研究中开始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联系起来,注重分析中国的历史、制度以及社会遗产对改革的作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也更为全面。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海外学者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局限。一方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已经趋于理性和客观,但是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依然很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做出一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错误判断,其中一些明显错误的观点和言论已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推进而不攻自破,但这仍需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另一方面,海外学者由于受到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使得他们过于注重方法论而忽视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研究中容易不加辨别的套用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框架来剪裁中国的现实,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辩证地分析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既要积极借鉴一些新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同时更要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际,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相关的研究,坚决避免用理论剪裁现实。

  总之,《中国季刊》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和反思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扩充并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国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继续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积极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及时澄清海外学者的错误言论,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参 引 文 献 ]

  [1]Robert F. Dernberg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50: The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9, 1999,

  p.606.

  [2]K. C. Yeh, Macroeconomic Issues in China in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1, 1992, p.502.

  [3]Nicholas R. Lardy, Consump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978~1983,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0, 1984,

  p.857.

  [4]Joseph C. H. Chai, Consumption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131, 1992, p.721.

  [5]Lucian W. Pye, An Overview of 50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me Progress, but Big Problems Rema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9, 1999, p.576.

  [6]Andrew G. Walder,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Interpreting Its Signific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p.963.

  [7]Martin King Whyte, 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pp. 999~1019.

  [8]Peter Nolan and Robert F. Ash, China’s Economy on the Eve of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 p.996.

  [9]Steven M. Goldstein,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Incremental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pp.1111~1116.

  [10]Thomas G. Rawski,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eform Experien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1995, pp.1150~1173.

  [11]Louis Putterman, The Role of Ownership and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 1995, pp.1047~1064.

  [12]Nicholas R. Lardy, The Role of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1995, pp.1065~1082.

  [13]Y. Y. Kueh, The Maoist Legacy and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9, 1989, p.435.

  [14]Jean C. Oi,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uth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4,1995, pp.1132~1149.

  [15]Kenneth R. Walker,Chinese Agri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adjustment, 1978~1983, The China Quarterly, No.100, 1984, pp.783~812.

  [16]Y. Y. Kueh, Food Consumption and Peasant Incomes in the Post-Mao Er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6, 1988, pp.634~670.

  [17]Brantly Womack, Politics and Epistemology in China since Mao, The China Quarterly, No.80, 1979, p.769.

  [18]Joseph Fewsmit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7, 2001, p.573.

  [19]Barry Naughton, China’s Economic Think Tanks: Their Changing Role in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71, 2002, pp.625~635.

  [20]Judith Banister,Population Policy and Trends in China, 1978~1983, The China Quarterly, No.100, 1984, pp.717~741.

  [21]Robert F. Ash and Y. Y. Kueh, Introdu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1, 1992, p. 495.

  [22]Carsten A. Holz, Economic Reforms and State Sector Bankruptcy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6, 2001, pp.342~367.

  [23]Michael Schoenhals, Political Movements, Change and Stabilit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9, 1999, pp.595~605.

  [24]Shui-Yan Tang, Carlos Wing-Hung Lo, Kai-Chee Cheung and Jack Man-Keung,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Urban Chin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Guangzhou and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2, 1997, pp.863~874.

  [25]X. L. Ding, Systemic Irregularity and Spontaneous Property Transformation in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3, 2000, p.655.

  [26]Andrew Wedeman, Stealing from the Farmers: Institutional Corruption and the 1992 IOU Crisi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2, 1997, pp.805~831.

  [责任编辑:叶张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付正,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100091;讲师,北京邮电大学,100876。